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于9月4日至6日在北京举行，这将是中非合作论坛第四次以峰会形式举办，也是峰会时隔六年再次回到北京。在国际经贸形势风云变幻之下，本届峰会将如何将推动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非洲国家踊跃参与。截至2023年6月，已有52个非洲国家以及非盟委员会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非洲成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最重要的大陆之一。近年来，中非经贸合作始终保持强劲活力，中非经贸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在共建“一带一路”的第一个十年中，国际形势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的全球化路径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西方为何不断炒作中国在非洲投资是“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增长，中非经济务实合作将迎来怎样的变化？针对这些问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系主任唐晓阳近日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独家专访。

　　唐晓阳表示，如今，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已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成为了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合作、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随着非洲国家更广泛地融入金砖机制，非洲在全球南方合作中的声音和力量不断增加。尽管非洲在经济体量和发达程度上仍相对落后，但非洲的参与进一步强化了金砖机制作为促进更平等、共同发展的国际舞台的重要地位。

　　在他看来，中国的全球化路径在自身发展以外，还以其开放性、自主性、实践性和总体性对世界各国的全球化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强调，开放性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世界上100多个参与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合作选项，更重要的是动摇了原本垄断单一的发展模式，开启了多种多样的发展可能性。

　　《21世纪》：202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开局之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第一个十年中，国际形势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中国大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有怎样的意义？

　　唐晓阳：过去10年里，国际形势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重要性在全球显著提高；二是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警惕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欧博体育，特别是，针对中国采取了很多对抗性措施，意图通过一些“脱钩”行为遏制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联系的必要性进一步提升，以延续此前的良好合作趋势，进一步扩展合作范围，实现各方的互利共赢。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可通过合作来对抗西方强权的压制，扩大自身的发展空间。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非合作也不断升温。如今，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已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非洲成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最重要的大陆之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相辅相成，让中非合作传统领域进一步扩大，给双方的合作开辟了全新的空间，成为国际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21世纪》：你曾经说过，中国的全球化路径在自身发展以外，还对世界各国的全球化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开放性、自主性、实践性和总体性四个方面。能否展开谈谈？这对非洲国家有怎样的启示？

　　唐晓阳：中国的全球化实践与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趋势的两面，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对外开放，离不开同国际经贸合作。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分工合作，既实现了自身发展，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发展红利，所以这是一种双赢的观念。中国大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时，也把自己的经验和思考融入到与其他地区的经贸合作中，鼓励其他国家像中国一样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通过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国际分工合作的专业化，让各国共同获得现代化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收益。

　　在开放性方面，中国并没有如同西方构建“华盛顿共识”一般制定所谓的“普世标准”，相反不断强调中国的经验不能复制，各国应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开放性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为世界上100多个参与共建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合作选项，更重要的是动摇了原本垄断单一的发展模式，开启了多种多样的发展可能性。

　　在自主性方面，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具有很强的自主诉求，并对外来规则进行改造与创新以符合自身政治社会条件。基于此经历，中方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强调各国明确各自的发展目标，注重听取伙伴国家的需求，根据对方战略寻找互惠的合作方式，让基础建设、工业投资和技术改造都能较好符合当地的长期发展目标。

　　在实践性方面，中国认识到西方强推自由主义教条给其他国家所带来的危害，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始终秉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将这一精神融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实施中。

　　在总体性方面，为了节制资本无限追求增殖带来的掠夺性与阶层分化，中国采用了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社会整体的健康和谐。同样，为了扭转国际经济体系固化的等级制，全国上下齐心合力，通过基于市场机制的改革创新取得全球产业链地位的突破。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因此看到了团结全社会共同发展的新方向。

　　《21世纪》：近年来，西方媒体不断炒作中国在非洲投资是“债务陷阱”或“殖民”工具。你对此有何看法？非洲国家多次发生债务违约的根源是什么？中国给非洲国家提供的融资是怎样的形式？

　　唐晓阳：这是典型的“以己之心来度人之腹”，无论是“债务陷阱”，还是“新殖民主义”，都是西方当年做过的事情，而现在它们想把这些帽子扣到中国的头上。中国从来没有殖民其他国家的历史，而且在对外关系和经济合作上都强烈反对帝国主义的不平等依赖关系，所以，这是西方媒体对中国完全无理由的攻击。

　　从债务上来看，中国在对非合作中使用的是遵循国际惯例的市场化操作，没有一个国家因债务违约问题将项目所有权、经营权交给中国企业，而且中国企业，无论是银行，还是经营者，在当地的运营都要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从工业化的角度看，昔日的新殖民主义者只想着如何增加发展中国家对工业国家的依赖，而中国则在大力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发展，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尽快实现现代化，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更密切和更广泛的合作。

　　近年来，确实有一些非洲国家发生了债务危机。这背后有多种原因，不仅与新冠疫情造成的冲击有关，也与疫情之后美联储大幅加息有关。美元汇率持续高企造成发展中国家难以在市场上进行融资，且融资成本变得昂贵。有些国家在债务到期时借不到新债，就发生了债务违约。从中长期来看，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也同它们过于依赖资源商品的出口有关，这使得它们容易遭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此外，有些非洲国家以前在借贷时没有做好财务管控，没有把借来的钱完全用于生产性项目，使得产生的收益不够偿还利息，更不用提本金了。

　　至于中国给非洲国家提供的融资形式，在21世纪前，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主要以优惠贷款、援助性贷款为主；在21世纪以后则出现了大量商业性贷款，在基本利率上加一定的利息再贷款给对方。中国的贷款由于能较好地跟企业项目相结合，比如，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参与基建项目或进行工业投资，所以贷款利率能相对国外商业银行低一点，贷款周期长一点，但依然是市场化的贷款。2018年后，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再加上疫情等冲击，非洲国家债务压力加大，信用评级较低，国家主权贷款也不太能大规模增加。2020年之后，很多中国企业对非投资是企业按照自身需要采取的股权投资或直接绿地投资。

　　《21世纪》：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将对中非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具体谈谈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变化。

　　唐晓阳：过去几年，中国经济越来越强调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有所调整，这也对中非合作产生了影响，因为中非合作跟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密不可分，很多出海非洲的企业把对非业务视为以中国为基础的全球业务的重要一站。当中国的总部开始控制规模，更注重质量和效益后，再加上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企业在非洲的业务规模和扩张速度也被严格控制，更多的是在已有的项目上强化质量、优化效率组合。

　　与此同时，当中国国内掀起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产业的热潮时，这些动态也很快反映在中非关系上。有些中国新能源企业很快在非洲开始布局，包括上游的采矿和下游的建设，扩展了中非合作的领域。此外，从政府间合作的角度，原本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也更多转向了小而美的援助项目。

　　在贸易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非洲对华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比如，在农产品方面，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扩大，我们也在增加从非洲进口的鲜花、蔬果，为这些产品提供绿色通道和关税优惠。与东南亚和拉美相比，非洲的规模农业体量并不大，很多都是小农经济，单从价格与数量上讲没有太大优势，但生态环境比较好，而且具有反季节优势。

　　《21世纪》：中非经贸合作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起到了怎样的帮助？当前，非洲国家对人民币的需求体现在哪些方面？扩大在非洲使用人民币方面，存在哪些挑战？你有何建议？

　　唐晓阳：非洲国家对于人民币持有相对接纳的态度，因为它们在美元汇率高企的背景下，需要有其他的外汇渠道。从资金角度来看，人民币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同时也有相对较低的融资成本，使得非洲国家视其为理想的替代选项。为此，部分非洲国家已与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此外，人民币2016年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不仅拓宽了非洲国家的融资渠道，还能够在特定安排下协助非洲国家偿还美元贷款，利用人民币的低利率优势减轻它们的债务负担。目前，埃及已发行了以人民币计价的“熊猫债”，通过这一创新方式筹集人民币资金，作为埃及外汇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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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从实际操作来看，尽管非洲国家有使用人民币的意愿和需求，非洲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导致非洲市场上人民币供应量相对不足。不仅如此，非洲经常出现外汇短缺，而且换汇手续非常麻烦。近年来，中国企业在非洲进行了一些园区建设，通过中非政府之间的协商，园区内的企业可以得到特批，让人民币在特定区域内局部循环使用，这不仅能解决非洲外汇短缺造成的投资困难，也增加了人民币的使用场景。

　　在非洲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上，首先需要在政治层面给予更多支持，政府和央行需要在综合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风险与利益后进行推动，在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下发出倡议，比如，鼓励大宗商品交易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签署更多货币互换协议，向非洲提供一定量的人民币资金池等，但这些都要与人民币国际化总体战略保持一致。

　　《21世纪》：在金砖国家中，非洲国家已经占据三个席位。分析认为，金砖国家不断扩员代表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这对于中非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开展合作开辟了怎样的空间？

　　唐晓阳：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已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合作、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非洲国家更广泛地融入金砖机制的现象，更加突显了全球南方合作中的非洲声音和非洲力量。“金砖国家”的概念在最早被高盛经济学家提出时只有四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后来加上南非就是有意将非洲纳入金砖机制。尽管南非经济体量相较于其他四国较小，但这也解释了近年来金砖国家吸纳了埃及、埃塞俄比亚的原因。那就是，尽管它们在经济体量和发展程度上仍相对落后，但它们的参与进一步强化了金砖机制作为促进更平等、共同发展的国际舞台的重要地位。

　　《21世纪》：你还谈到，非洲国家和美国等第三方的政策方向将极大地影响中非关系如何继续发展。能否谈谈非洲国家对美欧关系近年来出现的变化？

　　唐晓阳：非洲国家与美欧关系在疫情之后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在西非法语区。近几年，尼日尔、布基纳法索、马里及乍得等国相继发生了各种政变或未遂政变，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尽量削弱法国在当地的影响力，驱赶当地的法国企业，这体现出了非洲国家谋求战略自主、反对后殖民及新殖民操控的强烈意愿。非洲国家对前宗主国欧洲的不满情绪也延伸至美国，例如美国被迫从尼日尔军事基地撤军。

　　美欧看到了自身在非洲影响力日益减弱而中国影响力逐渐增强的现实，为此也采取了一定措施，试图维持在非洲的活动与影响力，比如，提出在洛比托走廊建立所谓“关键矿产运输走廊”，以保障关键矿产资源对大西洋的运输安全。然而，该项目至今未见实质性进展，再加上美国大选日益临近，政治不确定性加剧，该项目的前景更是极为惨淡。这显露出美欧长期以来对非洲“口惠而实不至”的惯有做法。可以看到，美欧尽管在媒体、舆论和政治层面想要拉拢非洲，但由于美欧国内经济结构和政治上的相对衰退，对非洲的实际影响力仍在不断减弱。

　　《21世纪》：在新形势下，即将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有何重大意义？怎么看今年峰会的主题“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唐晓阳：该主题基本上延续了24年以来中非合作的主题。从最早的互利共赢到现在的“携手推进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非在合作精神上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在合作水平上又随着合作的深化而进一步提升，并结合双方的需要不断扩展合作范围，从起初更注重经贸或政治上更重视反帝、反强权的传统，变成更包容、更广阔、更有内涵的主旨。本届中非论坛依然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盛会，继承并壮大了传统。同时，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现代化并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任务，此次论坛也是面向未来、开启未来新阶段的重要平台。（实习记者钟汝熙、易羽佳、梁珊华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