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说法》（La Historia Oficial）上映于1985年。导演路易斯·普恩佐（Luis Puenzo）在电影中将矛头直指此时刚刚退出阿根廷政治舞台的军政府。以其统治时期在全社会层面发动的政治迫害运动（史称“肮脏战争”，la guerra sucia）作为时代背景，具有极强的政治指涉和现实批判意味。影片中对于这一政治现实的表达克制而隐晦，是通过主人公平淡自然的生活细节，遵循传统线性叙事结构而推进的情节中得到的逐步铺陈和展现。使一个时代的血泪记忆似乎都溶于诺玛·阿莱昂德罗（Norma Aleandro）那深沉而充满悲剧色彩的眼睛里。

　　正如片名“官方说法”所表明的，电影的讨论中心并非“真实”，而是“说法”。政府的累累暴行没有呈现为直观的血腥镜头，而是存在于日常性的人物对白、动作以及环境中。不同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常识，本片是展现一个由“耳听之实”改变“所见之虚”的过程。因此军政府在片中处于隐形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真相的缺位，而是将“真相”化为本片所探讨的诸多“说法”之一。隐性的“社会现实”和显性的“官方说法”，分别化为“真实”与“谎言”的象征符码，构成了本片最为核心的对立话语体系，包含着支配/被支配、男性/女性、权威/民间等多组符号对照和冲突。其中，主人公阿丽西亚所拥有的中产阶级女性、母亲及历史教师等身份，以其象征意义与多组话语体系进行对应与缝合，最终统一为“官方说法”之下的不同面向。因此欧博体育APP下载，电影是借个体对于自我身份的觉醒和反叛过程，表达出社会话语体系在这一历史阶段如何实现了权力结构的颠覆和全新价值归属。

　　正如引文所说，军政府的隐形并非缺位。事实上，它的“不在”正是由于政府主导的官方说法已经“无所不在”，使其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力支配体系最终转化为一场集体无意识。正如电影开篇师生在操场共唱国歌的仪式所展现的，官方宣扬的意识形态对于个体的影响就像是此时飘洒的毛毛细雨一样润物细无声：三只扬声器播放着激昂的阿根廷国歌，师生站成规整的队列在一种肃穆神圣的氛围中齐声歌颂着独立的共和国以及自由的阿根廷人民。具有面向大众进行宣传、灌输、控制功能的扬声器，与有着浓厚的国家和民族主义色彩的国歌仪式相结合，共同作用在学校这一塑造意识形态的重要空间之中。而在国歌中，支配性权力借助历史书写建构出的一套对立的符号体系，将自身与“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制”等概念紧紧相连，从而遮蔽现实社会的矛盾。人们在例行仪式中不断巩固对共和国及现有政权合法性的确认，所以，对阿丽西亚为代表的社会主体而言，军政府已经具有了“民主政府”的先验特质，一切关于专制和暴力都将因为“非民主”特性而判定为失实。

　　当然，主流意识形态之所以能转变为个体的无意识，仅仅以来自上而下的灌输是不够的，同样需要个人生活经验的印证和加强，而个体所凭借的实践经验在社会层面却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作为官方说法的承受者，阿丽西亚中产阶级身份，也使得她本能地、阶级地成为官方说法的信奉者和代言人。这位四十多岁的知识女性，性格严肃平和，仪态端庄得体。和谐美满的家庭、高尚胜任的职业和上流优雅的晚宴三个场景构成她的日常生活空间。而三个空间彼此全部用封闭私密的小轿车相连接，使她隔绝了那些异于自己的社会处境和生活经验。因此从外貌言行到工作生活，无一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勾勒出的理想镜像。在这样的生活经验支撑下，官方说法构建的民主自由社会于她而言无疑是合理且天然的，政权的保守性也在个体层面得到了充分表达。

　　阿丽西亚的保守性延续到她的教学风格之上，在第一堂历史课上她就提出了自己的授课原则：“第一，我不喜欢浪费时间；第二，我相信纪律；第三，我不会给高分。”影片将阿丽西亚古板严厉的职业作风放在了课堂似乎有其寓意，布尔迪厄提出，教育不是传统认知上一个传授知识的，客观中立的过程，相反，是充满了利益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个体社会化过程。教育使个体接受和认可特定秩序和规则，从而完成主流意识形态和相应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而作为教师的阿丽西亚，就承担着施加和维护既定社会文化的重要角色，实现“官方说法”的代际传承欧博体育APP下载。

　　因此，阿丽西亚在日常行为活动中，不断实现着官方说法的“承受者-代表者-传播者”的循环，组成她封闭，平和而自洽的生活，尽管其中始终存在着暴力的蛛丝马迹：广播里宣布军队将对颠覆分子采取“行动”，老同学因为她“极度危险”的儿子们而现状凄凉，当小女儿嘉比在猜测宰杀牲畜的工具时，她问“用枪吗？”战争的取代了日常宰杀和烹饪所用的刀，成为孩子心中致死的第一要素。社会日常暴力的阴影已经蔓延到下一代的童年。

　　延续的暴力惯习，似乎使孩童世界变成成人社会的缩影。在嘉比五岁的生日宴上，她悄悄离开惊险的魔术表演躲进自己的小房间玩耍，像她母亲那样温柔地照顾自己的娃娃。正当气氛随着她童稚的摇篮曲逐渐宁静时，男孩子们端着玩具枪一脚踹开屋门，枪声，男孩的嘶吼声，物品的破碎声和嘉比的尖叫声混在一起，屋内原本温馨整洁的设施如遭蝗虫过境般成了废墟一片。这一场孩子之间的小风波似乎成为了阿丽西亚命运的隐喻：她原本渴望躲在自己安全温暖的小家庭中，与混乱残酷的外界相隔绝，但暴力最终还是以不可抗拒的姿态撞开她封闭的世界，席卷其中的一切。

　　在第一节历史课上，阿丽西亚以这段话作为开场白：“没有记忆，人是不能活下去的。历史就是人民的记忆。这就是我们学的意义。”在她信念式的表述中，“历史”和“人民的记忆”是可以彼此置换的概念，是对真实的记录和呈现，是可以凭借充足证据推导出的真理。但是在授课过程中，我们能清晰地体认出两者的割裂，课堂中多次提及的阿根廷独立运动领导人莫雷诺（Moriano Moreno），成为影片以史喻今的重要象征。这位遭受保守派排挤且英年早逝的政治家，其结局之暧昧就如同反对军政府且“失踪”的年轻人的下落。同时，学生们在黑板上贴满记载着政府暴行的报纸和海报，诵读莫雷诺的文章，尽管这些小小的反叛很快被扼杀，被惩罚，但伴随着阿丽西亚在讲台上怒不可遏的训斥声，台下的同学依旧坚持轻声念着：“谎言，担忧，固执和无知……人们的愤怒导致了他们的堕落，痛苦和毁灭。”文本与情节形成自然而巧妙的映照关系。

　　但是，实证的，理想的“历史”概念被解构，并不意味着“集体记忆”就成为某种真相的化身。事实上，随着情节发展我们可以看到“集体记忆”也只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共同体，其同质性和统一性也只能停留在想象层面。而现实中的集体记忆始终是纷繁矛盾、流动变迁。例如，阿丽西亚和密友安娜的深夜谈话场景中，最初两人好像过去一样开怀畅聊着年少时光，镜头是稳定和谐的双人中景；而随着安娜逐渐谈起自己的迫害的可怕经历，镜头逐渐过渡到双人近景和特写，来突出安娜的涌动在二人之中的紧张范围；而当触及最根本的问题——这一切无妄之灾是缘何而起时，镜头则突然转变为两人封闭的对切画面，隐喻着两人原本共享的记忆空间开始割裂和难以交流。

　　记忆是对经历的解释，迥异的命运也就导向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记忆。影片运用了丰富的镜头语言，呈现出个体在异质性记忆空间中的割裂和孤独。也正是因为个体间的割裂，因此在接触和进入异质性记忆空间的震撼也就尤为强烈。当她在五月广场直面手拿失踪子女照片的母亲和祖母时，当她在产房门口目睹生产的痛苦时，当她在丈夫的公司看到一个被拖进办公室的男人下落不明时……影片精准的运用了一系列反打镜头，表示两者空间的割裂以及遭遇的惊惧焦灼。

　　值得注意的是，阿丽西亚开始面对被隔绝的现实并不是因为说法，而是说法所引发的一系列亲身经历的“现实”。所以，学生们对于史实真实性的质疑会被她不以为然的说成调皮，即使是好友安娜诉说自己遭受的牢狱之苦时，她似乎也认为苦难是源于安娜私人生活的危险倾向。所以她面对着这场暴行的幸存者，仍固守着社会表象的秩序认识，以一种近似天真的执拗问道：“你为什么不报告？……如果你什么都没做，怎么没有人可以报告？”阿丽西亚平静幸福的生活，使她难以相信和进入朋友、学生和同事的记忆空间，直到安娜对她讲述牢房中被偷走的婴儿，触动其养女来历不明的隐痛，让她开始怀疑和追寻养女的真实身份。时代的黑暗终于透过个人经历中的一丝裂缝渗透进她的生活，对他者的相信和共情才真正成为可能。因此，本片强调着历史的文本性质，脱胎于集体记忆的历史能够具有唯一和确定性。并非因为事实是唯一的，而是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特权话语体系的要求是唯一的。与其说历史基于真实，不如说历史塑造了另一种“真实”。

　　影片运用了一系列象征符码，展现阿丽西亚在痛苦的内心斗争后终于选择直面和反叛的过程。起初，一个没有一丝乱发的古典式发髻，指称着她守旧而宁和的内心世界。随着她开始对可能的真相感到不安，从而向丈夫求助的时候，一丝不苟的发髻出现的散落的碎发，体现出她内心世界的松动。而丈夫只是帮她把一绺碎发别回耳后，就像是他面对阿丽西亚对真相的诘问一样心不在焉，只希望维持表面的稳定平和。而当她明白并决定遭受事实后，她就将盘发散落了下来，面对这一造型变化，丈夫感到惊奇和不满（“你这头发怎么回事？”），而同事贝尼特斯老师则非常支持（“你的头发真漂亮”），体现出她逐渐脱离自己熟悉的世界的过程。但是她新生的姿态即将面临一个可怕的现实，当她在街上遇到嘉比的祖母时，对失去爱女嘉比的恐惧使她又渴望回到自己的小世界，从而再度将头发梳成发髻。诚然，她可以将嘉比留在自己的身边，给不知情的小女孩一个美满的家庭和幸福童年，不要让她重蹈自己童年父母双亡家庭破碎的悲剧。但是，见证过分娩的痛苦和失去子女的心碎之后，她已经无法心安理得的将嘉比留在自己身边，因此长发很快又再度散下，她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影片通过充分展现阿丽西亚在道德抉择中的痛苦以及悲剧的命运，以历史的见证者和受害者身份最大程度博得观众的理解与同情。她出于良知展开对真相的探寻，尽管她唯一想了解的只是养女的出身，但探寻一旦开始就已经脱离了她的掌控，最终将赤裸残酷的完整生活面貌呈现在她面前。而跳脱情节来审视本片的修辞策略，也是同样的结局。1985年的阿根廷，刚刚走出长达七年的军事独裁，社会层面控诉军政府暴行和呼吁人权正义的声浪愈发高涨，影片本意旨在通过阿丽西亚所代表的历史受害者来揭露军政府时期的黑暗谎言，但是这种极富后现代色彩的历史观不仅粉碎了军政府时期“官方说法”的虚伪性，更是从根本上解构了“官方说法”的权威，与此同时也必然解构了阿丽西亚羔羊般的牺牲形象。如果说军事独裁时期民主人权的官方叙事是一种幻象，那么随着政治权力的更迭，民主政治的“无辜社会”成为了新的官方叙事，何尝不是又一个自欺欺人的谎言？

　　又或许，阿丽西亚的命运除了博得观众的共情，无辜和纯洁背后似乎隐藏着对这段时代创伤更深层次的反思。阿丽西亚是无辜的，但她也是同谋：当广播中隐晦地坦陈政府对反对者的迫害，她在享受与丈夫的温存；街上尽是抗议的声浪、的身影，她安坐在小轿车中，眼中只有驶向的前方……正如贝尼特斯老师所说的：“认为这不可能总是更容易。特别是为了使这成为可能，就需要许多的同谋关系……许多人不愿意相信这一点，即便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眼前。”进入民主时代，人们不自觉将往日的混乱和残酷的责任推给军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没人愿意承认自己的懦弱、纵容和追随，尽管没有独裁政权能够脱离这些而存在。人们愿意相信自己是没有反抗的能力，而不是直面的勇气。遗憾的是，这种历史记忆能够带来一代人眼下的安逸，却无法换得一个国家未来的安宁。

　　阿丽西亚最终选择出走而非灭亡。这一极具娜拉气质的结局似乎彰显着觉醒的决心和改变的希望。只是，如今回望这部1985年的电影，反思历史的它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成为了阿根廷心碎的预言。而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的阿根廷，也依旧在经济发展和人权之路上艰难前行。一如融入黑夜的阿丽西亚，令人难以辨清其前行的方向，爱女天真的歌声为她送行——欧博体育欧博体育欧博体育